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

“困难不在于创立新思想，而在于脱离从小就灌输到我们头脑里的并已经渗透到我们思维各个角落的旧思想。”

──摘自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总论》前言

约翰·梅纳·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是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的主张虽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时刻，但他作为同性恋者的个人生活却鲜为人知。

凯恩斯是一个真正拥有胆识的卓越学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凡尔赛会议时，抗议协约国对于德国的经济制裁过于苛刻而中途辞职。１９１９年他发表了《和平的经济后果》，预见了日后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爆涨和因此导致的灾难。他于1921年所作的博士论文《概率论》成为统计学的经典之作。针对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席卷西方的经济大萧条，凯恩斯于１９３０发表了《货币论》，，于１９３６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总论》，尤其是后者提出了“诊治”大萧条的处方，并创立了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并与研究个体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的微观经济学和对经济现象作统计分析的计量经济学构成了经济学完整的三位一体。

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为古典派阵营。古典学派信奉的“自由经济”

（Laissez-faire）认为，从供求两方出发，需求过高会引起价格上涨，从而降低需求量。供应过多时，生产者和销售者会降低价格，从而使需求量增加。至于就业，当失业过高时，也就是市场上劳力供应过多时，那么劳动者会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以求就业，从而降低了产品成本，雇主就会雇用更多的工人。因此，无需政府干预，市场会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任何经济失调进行自动调节，这点与中国的老子所倡的“无为而治”很相似。

早于１９２３年，凯恩斯就在他的《货币改革理论》中就对单纯的市场调节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会过于缓慢，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从长期看来，我们都会死。”他说。

面对大萧条时需求不足和严重的失业现象，凯恩斯在《总论》中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桥梁、大坝等公共项目，雇用失业人员。这批人就业后用领取的工资购买食品等货物，从而刺激了对这些货物的需求，生产这些货物的厂家又会雇用更多的人。这些就业人员又刺激了另一轮的需求，增加了另一些人的就业。

这样，政府花一元钱，会促成几元钱的经济增长。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就是实践了凯恩斯发现的“乘数定律”，从而使美国经济尽快走出了萧条。当然，过度的需求会引起通货膨胀，这时候政府也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给过热的经济“降温”，比如前几年大陆的经济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政府通过让一些计划中的基建项目下马和通过抬高利率来减少投资等办法让经济发展“软着陆”。

凯恩斯反传统的本性不仅仅表现在他对古典学派的背叛，而且表现在他对当时的社会习俗的蔑视。在年轻时他就认为赫胥利的思想已经粉碎了基督教，基督教不仅使人们变得无知与迂腐，而且教徒也只是显示了顽固的傲慢。就学剑桥大学时，凯恩斯积极参与学生地下组织“门徒”，该组织包括学者列顿·斯特拉奇等人，信奉托马斯·莫尔的关于革新社会伦理的主张，提倡推翻当时的旧道德体系。后来这些人成名后又组织了“布鲁斯布里团体”，成员多为同性恋者，包括作家福斯特与沃尔夫等知识分子，并得到著名哲学家与数学家罗素的支持。成员们提倡思维自由，对当时维多利亚时期窒息的社会空气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和无情的嘲讽，代表了英国以至欧洲思想界的革新力量，同性恋也被看成反清教徒主义的表现之一。１９２６年凯恩斯在《“自由经济”的终结》一文中引用１８５０年出版的一本基督教的宣传册子中的一句话反讽基督教：“真正的自由在于‘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如何处置他的财产，如何打发他的时间，如何利用他的精力，如何使用他的技能，只要他的行为不伤害邻人’”。现在有一些保守的宗教人士还以宗教为出发点攻击凯恩斯的经济主张，可见其无知与顽固。

虽然凯恩斯与俄国芭蕾舞女演员利迪亚·罗波科娃结婚，但两人并没有实质性的夫妻生活，也没有留下任何后代，婚姻的目的完全出于社交与社会关系上的方便。利迪亚曾经所属的第亚吉夫芭蕾舞团被广泛地看作是沙皇的文化大使，而利迪亚又曾与白军将领有染，所以进出苏联自然会很困难。当时凯恩斯执职于英国财政部，并曾为苏联设立和制定货币系统而被尊为上宾。婚姻不仅为利迪亚能自由出入苏联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使凯恩斯出入频繁的社交时显得有头有面。

凯恩斯就学剑桥时，自知其貌不扬，所以在同学面前据说很害羞，但仍有很多人被他超凡的智慧所吸引。除了斯特拉奇以外，关系维持最久的是当时的著名画家邓肯·格兰特。格兰特也是凯恩斯婚礼上的伴郎，而凯恩斯称他在格兰特身上发现了美与智慧的完美结合。虽然凯恩斯的同性恋私生活为很多朋友所知，但繁复的社会关系与政府在决策方面对他的依赖给他提供了很多保护，使他不致于重蹈作家王尔德的覆辙。尽管如此，凯恩斯还是不得不出入欧洲本土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等对同性恋较宽容的地区寻求解脱。

虽然同性恋当时在英国受旧道德体系的阴影笼罩，凯恩斯却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对同性恋者的觉醒与同性恋革命作了精辟的预测：“当财富的积累不再成为社会的至高目的时，道德法规也会经历巨大的变化，在那时我们必将把桎梏身心两百多年的伪道原则的枷锁砸得粉碎。”

注：关于“布鲁斯布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的其他同性恋成员，如列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与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等，本栏将逐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