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奇才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拒绝加入他们的圈子，但在与这些哲学家的交往中，他认识到《逻辑哲学论》有着严重缺陷。他原来认为一切表达都有着某种逻辑，但有些表达（比如一些手势等）虽然有着约定俗成的意思，但并没有任何逻辑基础。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回剑桥，但当时他并没有任何学位，而且身无分文，连火车票也买不起。为了顾全他的面子，罗素购买了维特根斯坦留在剑桥的一些家具，借此对他加以资助。凯恩斯得知维特根斯坦的到来，在给妻子的信中兴奋地写道：“上帝总算来啦！我今天在五点一刻的火车上见到了他。”

《逻辑哲学论》成了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当时听他答辩的主考官是罗素和莫尔，但这两人反成了考验的对象。答辩完毕后，维特根斯坦拍拍罗素和莫尔的肩膀，宽慰他们说：“别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也懂不了我在说什么。”

维特根斯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被留在三一学院教授哲学。他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通过与学生们进行对答的方法来讲课，受到极大欢迎。然而，他厌烦学术研究，甚至鼓励学生不要把学术研究当作人生目标。这时，他爱上了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斯吉纳的学生。

英俊的斯吉纳是当时数学系最出色的学生，个性温和害羞。维特根斯坦不仅与他相随，而且两人还合作写论文。在二战爆发前，维特根斯坦带斯吉纳去苏联，试图在工厂里找份活干，但只有莫斯科大学有兴趣招聘他担任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和斯吉纳只得失望而回。虽然斯吉纳显露出极强的学术天赋，但他深受维特根斯坦厌学情绪的影响，最后在一家工厂里当了名机修工。1941年，斯吉纳得了小儿麻痹症去世，这使维特根斯坦悲痛万分。虽然他们的师生情谊是纯粹的精神恋爱，但维特根斯坦承认在斯吉纳生前最后两年，自己“对他常怀有不洁的念头”。

虽然维特根斯坦生前只出版过《逻辑哲学论》一书，但留下了大量的笔记，同时他的课堂讲解也被学生们记录下来，后来被整理成《蓝棕书》（Blue and Brown Books）和《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在这时期摈弃了早年所持的认为有着一种完美语言的观点，转而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活动，而每个活动都带有某种目的。语言的不同用处就象一场场“语言游戏”，而我们从小就对此耳濡目染。虽然我们能够准确地学会这些游戏，但有时对此过于信赖和依靠，以至使事物的表达趋向于简单化。比如说我们从小就在语言中学到“愿望”这个词，然后我们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过滤，试图将“愿望”从思维活动中分离出来，以纳入我们常说的“愿望”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们对“愿望”的认识，并非为了表达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只是让语言在实际生活中对号入座而已。由此可见，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已经沦为人们思维的桎梏。我们用现成的语言思考，就象玻璃瓶里的苍蝇，四处碰撞，却没有想到应该往上飞。

《哲学研究》反映了维特根斯坦对经院哲学的厌倦，他认为经院哲学假定了太多的概念和原则，犹如条条框框束缚了人的思维。他认为思维、语言和表达并非只有单一的形式，而是有多种形式。语言必须来自生活，而不是来自印在书本上的词汇。

《哲学研究》对语言的批判也可以引申至其它领域。如果我们将《逻辑哲学论》中试图探讨的一种能够表达一切的“完善语言”比作上帝或者绝对真理的话，并且承认这种真理的存在的话，《哲学研究》则认为，在宗教信仰方面，很多人只着眼于宗教仪式，而非宗教的内涵，而这些仪式却成了人们相互沟通的手段，使礼拜成了一种社交方式，教堂成了一个社交场所。就弗洛依德所创的精神分析学而言，它将一切精神卫生问题归结于当事人的童年经验，这就是以理论和术语的分类来将人的具体经验简单化、程序化的表现。六十年代以后以法国思想家兼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也与《哲学研究》的基本思想一脉相承。

维特根斯坦一直厌烦学院生活，声称一个人在教学时绝对做不到诚实，他最后甚至拒绝与其他教员共同进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置剑桥大学哲学教授的职位于不顾，来到伦敦的一家医院当清洁工，然后又在维多利亚皇家医院的实验室里担任助手。1944年，他重返剑桥，却更坚信哲学教授是“一份荒唐的工作”，“犹如行尸走肉”。

三年后，他辞去了教授职位，声称自己需要时间“单独想想，不想与任何人交往”。

维特根斯坦来到爱尔兰西岸的一个小镇，不久镇上的渔夫都知道有这么一位驯鸟有方的外乡人。不久，他的健康急剧恶化，不得不来到英国和美国，与一些朋友同住。此时他坦言自己喜欢与那些有着“漂亮脸蛋”的个性温良的学生交往。1946年，他与比他小40岁的剑桥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本·理察德一见钟情，这段精神恋爱给维特根斯坦的晚年带来了无尽的欢乐。1949年，当他得知自己得了癌症时，表现出出奇的镇定，声称早就“不想活了”。然而，他还是每天记录自己的哲学思考，并与学生会面，直到1951年4月去世。

没人能够知道，如果没有维特根斯坦，英国和美国的哲学界究竟会是何种状况。他被比作十七世纪的笛卡尔，笛卡尔将形尔上学的猜想上升到认识论，而维特根斯坦则将认识论过渡到语言。然而，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自己的研究太不完善，因此“不可能启发多少灵魂”，但他同时承认，自己并不想“让别人省去思考的麻烦”，而是希望能够“有可能的话，刺激别人去开发自己的想法”。虽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艰涩难懂（《逻辑哲学论》只有一份并不准确的英译本，它和《哲学研究》至今还没有中译本），但他的创新和挑战带给世人的启迪，，远远超越了他在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